引言
孫伏園是魯迅最著名的先生之一，在魯迅日常的生涯和任務中常常飾演非常主要的腳色。有關魯迅與孫伏園之間幾個有名的事務，如“抽稿風浪”“月亮詩”風聞、魯迅在廈門年夜學和中山年夜學等都已發生相干結果，為我們清楚魯迅與孫伏園的來往供給了具體的資料。但是，在一些被視為惹起魯迅與孫伏園關系變更的事務中，很多說明往往仍是來自于魯迅在文章中對其的評述，斟酌到魯迅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的位置，其相干言說就成了“盡對”的聲響。在孫伏園這一方，其留下的汗青資料非常無限，更多的研討集中于孫伏園的編纂思惟和文明進獻方面。在談及與魯迅有關的工作時，孫氏的回想文章中基礎都本著“為尊者諱”的崇拜立場，少少回應其師對本身的負面評價。這給梳理魯迅與孫伏園的關系帶來了良多艱苦。總體而言，魯迅與孫伏園的關系顛末了從密切到略有隔膜，再到疏離的經過歷程。在這個變更經過歷程中，有三起事務在兩人全部來往史中都具有必定標志性意義，雖并不克不及將其視為兩人關系轉變的盡對原因，但對于懂得當事兩邊在各自處境下響應的言行都有必定的參考價值。這三起事務分辨為：（1）孫伏園在“五卅慘案”時代稱《語絲》《古代評論》和《大進》是“兄弟周刊”，惹起魯迅的惡感;（2）魯迅在廣州時代聽聞孫福熙與李小峰產生牴觸，一度為之可惜，后來覺察此事與李小峰、孫伏園在運營北新/書局時代分利不均有關，觸及到本身的版稅，心中年夜為不悅;（3）孫伏園在“年夜反動”掉敗以后離開上海，開辦嚶嚶書屋和《進獻》旬刊[1]，與公民黨要人的關系非常親密。因江紹原在投稿《語絲》被魯迅退回后，將文章轉投給《進獻》，孫伏園將江氏一段把文稿投給《進獻》之啟事的文字一并登出，進而激發魯迅對江紹原以及孫伏園的不滿。在顛末這幾回事務后，魯迅與孫伏園的關系疏離了很多，跟著孫伏園的赴法留學，此后再難見到兩人的來往。
一、關于“五卅慘案”時代孫伏園“兄弟周刊”說法的背后
1925年6月13日，魯迅在致許廣平信中寫道：“伏園的立場我日益猜忌，由於似乎已與西瀅年夜有聯絡。其刊登幾篇反楊之稿，蓋出于不得已。明天在《京副》上，至于指《大進》，《古代》，《語絲》為‘兄弟周刊’，年夜有賣《語絲》以與《古代》籠絡之不雅。或許《京副》之專載滬事，不登他文，也還有別種隱情（但這也許是我的妄猜），《晨副》即不這般。”[2]此語特指孫伏園當天在《京報副刊》上的一段談吐：“‘年夜學傳授同事中有能撕往年夜學傳授的面幕而與普通布衣接近替他們幹事者，有徐旭生，陳通伯，周鯁生諸君。但他們的身材究竟單薄，步行散傳單事一時也還不克不及做到。’……《語絲》，《古代評論》，《大進》三家是兄弟周刊。對于這一回上海事務最負責氣的是小兄弟《大進》。……《古代評論》里也有很多時勢短評，社員做現實運動的更不少。”[3]這是魯迅的文字中初次呈現對孫伏園的不滿，是以在兩人的來往史中具有標志性意義，但詳細啟事卻非常復雜。
《救國談片》原載《京報副刊》1925年第178期
1925年的北京思惟界可謂是絕後的“熱烈”，上一年“女師年夜”校內的牴觸在此時周全溢出校園，在社會層面上構成“女師年夜風潮”。在支撐/否決先生鬧風潮以及“反楊”“反章”的經過歷程中，思惟界也劃分出兩年夜陣營，一方以魯迅、許壽裳等報酬代表，以《語絲》《莽原》《京報副刊》等為陣地;另一方則以陳西瀅、徐志摩等報酬代表，以《古代評論》《晨報》等為陣地。兩年夜陣營之間舌戰不竭，遠遠跨越了就“女師年夜風潮”自己的爭辯，一度上升到了對小我的進犯。在這場年夜論爭中，陳西瀅“臭廁所”“某籍某系”等談吐給原來就紛紛復雜的“女師年夜風潮”帶來了更多負面影響，給相干人等連同魯迅自己都帶來了潛伏的費事。是以，于公于私，魯迅對陳西瀅以及“古代評論派”都心生反感。假如沒有更主要的事務產生，“女師年夜風潮”當屬北京常識界1925年最嚴重的事務。但是，上海方面“五卅慘案”的忽然產生卻給打成一團的北京常識界帶來了長久的結合，所謂孫伏園“籠絡”《古代評論》，恰是產生在如許的佈景下。
在“五卅慘案”產生后的幾天內，由于帝國主義權勢的干涉，上海言論界的反應比擬于事務的水平遠遠沒有到達應當的後果。“上海報界之沉著，正和鄉間人不敢獲咎鄉約們的情況一樣，倒是越可見靜穆的悲痛，才真是澈骨的苦痛。”[4]茅盾對這種情形的回想是：“‘五卅’事務產生后，上海各報皆不克不及據實報道（連《平易近國日報》也這般），而《時報》則連總商會宣布罷市的新聞也不敢登。”[5]陳獨秀則在那時就指出：“全國的報紙，除青島《國民報》外，不曾替被殺的工人說半句話。顧正紅被殺時，上海各報館聽了工部局的號令，連很多現實都不敢刊登。即至此刻年夜馬路兩次慘殺，上海各報還是沒有一點熱鬧的批駁……”[6]上海報界這種“靜穆”的情形直至6月8日后才有所改變，在此之前，對“五卅慘案”積極報道的倒是北京報界。“昨天東壁師長教師的文字，給我一種說不出的悲哀。他隱往了真姓名，將文字寄到數千里外的北京來;再加以本報特約通信員所記《上海申報將小樣分送各報》的現實：我們可以猜測此刻上海人的談吐不受拘束已降到了什么水平。”[7]在如許的佈景下，北京報界成為支援“五卅慘案”產生重要的談吐陣地。在“五卅”當日，邵飄萍即以《滬租界印捕槍殺先生之慘案》為題報道了慘案的顛末，6月2日、3日，邵飄萍又連發《外人槍殺先生多名巨案》《英日尚不速悟乎》《帝國主義者激成年夜風潮而后》《分歧作》等文積極支援上海。《京報》舉措之敏捷，情感之鼓動感動，響應也表示在《京報副刊》上——6月初，《京報副刊》暫停，改由清華年夜學先生會主編《京報副刊·上海慘劇特刊》。相似的，北京出書界其他報刊雜志也紛紜先后就“五卅慘案”作出回應，如《晨報》就宣布凡與“五卅慘案”有關的市場行銷一概不花錢登載，拒登英日市場行銷，其他雜志，如《大進》《古代評論》等也在支援“五卅慘案”中積極頒發相干文章。孫伏園則在《京報副刊》上頒發了《救國談片》《游行請願以后》《此后的中國》等文章會商“五卅慘案”以及反帝國主義等題目。是以，一時光在北京常識界同時有兩件“年夜事”并存，一個是近在面前的“女師年夜風潮”，另一個則是遠在上海的反帝活動。
現實上，《古代評論》在支援“五卅慘案”中的反映相當活潑。由于“古代評論派”成員年夜多具有歐美留學佈景，且部門具有法令、經濟、政治等學科佈景，對于“五卅慘案”，該派成員的文章往往都能詳細地指出“五卅慘案”的性質并會商響應的處理措施。如王世杰以為北京當局“自應請求關系國度撤換對于此次事情擔任的領事及其他租界仕宦，承辦殺人犯，并賠還償付逝世傷人眾。”[8]唐有壬、燕樹堂、楊端六等人主意“經濟決絕”[9]。從某種方面來看，北京常識界各陣營對“五卅慘案”的積極會商，除反帝國主義、平易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感昂揚之外，幾多也包括了報刊雜志緊跟社會時勢以拓寬本身影響力的原因。假如沒有進一個步驟的活動，關于“五卅慘案”的會商畢竟只能逗留在學理會商的層面。但是，北京常識界對于“五卅慘案”的支撐支出了相當範圍的現實舉動。在“古代評論派”，就有唐有壬和陳西瀅分辨提出“宣揚與捐獻是今朝最吃緊的事”[10]“他處國民今朝的年夜急務，天然就是想法支援及救濟上海罷工的工人”[11]。彼時北京教導界剛經過的事況“金佛朗”案，各校為經費發放題目爭得不亦樂乎，慘案產生以后，各校教人員積極捐錢，教導界決議自動將50萬教導經費撥出一半聲援上海[12]，這對于那時處境困家教窘的教導界而言是非常寶貴的。此外，北京常識界還組織了年夜範圍的游行，此中一些被以為守舊的年夜學傳授，此時也紛紜走上陌頭。“游行隊自天安門動身時，陰霾密布，雷聲隆隆，然群眾意不稍沮。風雨雷雹，同時并作，所謂天怒人怨，真足以描述昨天之氣象矣。……是日北京年夜學傳授隨年夜隊游行者不下數十人。旋以急雨襲來，年高體弱者多相率回往。而隨年夜隊冒雨游行者仍有多人。當冰雹交集、暴風怒吹之際，記者猶見該校傳授周鯁生、徐丙昶、張競生、李書華。顏任光等，跟隨請願隊奮勇而前也。”[13]可見慘案的產生，因其極為特別的佈景與性質，給北京常識界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結合——哪怕只是長久的，但愛國主義和反帝情感在此次活動中的傳佈，其意義相當深遠。
《古代評論》1925年第2卷第27期
作為《京報副刊》主編的孫伏園見到這種絕後盛況，除敏捷調劑《京報副刊》“女師年夜風潮”與“五卅慘案”的版面篇幅外，心坎也頗為震撼。這一點僅從他對錢玄同和顧頡剛的察看就可看出：“以一個極端主意思惟不受拘束的學者（指錢玄同），這回也倡導國度主義來，做起‘公民氣實足’的文字來，我們可以詳見上海事務對于我國前程的主要了。”交流“個人空間其他如顧頡剛師長教師歷來是線裝書，線裝書，線裝書里面鉆著，一天到晚寫的無一不是學術方面的文字，即便分開了線裝書往現實社會往考核研討‘活的國粹’，但成果也只對于學術方面有若干進獻。這回卻出其幾多年來研討平易近歌的學力，撰了一篇仿制的平易近歌，真是活靈活現……語絲同人對于時勢竟也例外熱情，不落人后。”[14]在孫伏園看來，在“女師年夜風潮”與“五卅慘案”之間畢竟有表裡之別：“這幾天的報紙上，一版，兩版，三版……載滿了上海事務的消息，熱烈當然熱烈了，但誠實說，我所覺得的只是苦楚。……可是，我卻在有意中獲得了苦痛中的快活。這就是報紙上原有的內的消息簡直沒有了。”[15]在如許的分野中，孫伏園稱《大進》《語絲》和《古代評論》三家是“兄弟周刊”，或包括了更年夜的斟酌。
回到魯迅這邊，在那段“伏園的立場我邇來頗猜忌”的文字后面有一段不知所云的話：
我明了解幾小我幹事，真出于“為全國”是很少的。但人于近況，總該有點不服，對抗，改進的意思。只這一點配合目標，便可以一起配合。即便含些“應用”的私心也無妨，應用他人，又給他人做點事，說得都雅一點，就是“合作”。可是我老是“罪孽極重繁重，禍延”本身，常常終于發見純潔的應用，連“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力量的本身罷了。[16]
這段憤激的表述沒有指代，是指上文的孫伏園仍是其別人，不甚了了。回到汗青語境，這段時光恰是“女師年夜風潮”鬧得最兇猛的時辰，從“總該有點不服”一語來看，所謂“近況”似即指此事。那么“應用”和“合作”又指什么呢？1929年，魯迅在回想本身與《語絲》及孫伏園的關系時，談到告退后的孫伏園頗為自得，以為《晨報》就此遭到了衝擊，云“真好，他們竟不意踏在火藥上了！”魯迅的反映是：“這話對他人說是不算什么的。但對我說，卻似乎澆了一碗冷水，由於我即刻感到這‘火藥’是指我而言，用思考，做文章，都不外使本身為他人的一個小糾葛而肝腦塗地，心里就一面想：‘真糟，我竟不意被埋在地下了！’我于是乎‘徘徊’起來。”[17]這段文字活潑地將孫伏園的無邪和魯迅的灰心描繪出來。從魯迅的文字可以看到，在孫伏園的自得中，他覺得本身畢竟成為孫氏報復《晨報》“抽稿事務”的一個東西，對照魯迅致許廣平信中的“應用”一語，心情基礎是分歧的。正如魯迅所言，即使這般，只需目標分歧，這種小小的應用也是無可厚非，仍可以在一些年夜是年夜非中“合作”，況且孫伏園是本身最密切的先生，無論是生涯上仍是思惟上，當屬統一陣營的戰友。
《魯迅景宋通訊集：〈兩地書〉的原信》
在6月17日信中，許廣平談到校內的情形：“即如我校風潮，冷假時簡直不敢說處事的人沒有顏色，所以我不敢做，不外作壁上觀，此刻也不敢說她們沒有顏色，但對方也太不像樣了！”[18]這一信息顯示出，在“女師年夜風潮”一事上，魯迅和許廣平都認識到此次風潮盡非概況那樣簡略，或存在更深的政黨氣力在幕后推進。是以，在這個時光關隘，“女師年夜風潮”也迎來了最緊要的“決戰時辰”，報刊雜志上的言論走向，很年夜水平大將決議風潮的成果以及社會中各個階級對此事的判定，這是魯、許二人非分特別留意言論界對“女師年夜風潮”相干文章登載情形的緣由。在此信中，許廣平對孫伏園的評價稍向魯迅挨近，但仍較為客不雅。“《京副》有它的不得已的苦處，也其實惋惜。傳聞凱明師長教師還有一篇攻楊的未露布，天然其他的也不少，蛛絲馬跡，不言而喻。……實在這也是情面（即體面）之常，何須多責呢！吾師認為‘發見純潔的應用’，對□□有點不滿（不知能否誤猜），但幾回的接著白色的頭銜的信封時的后悔，和當面的‘碰鼻’是不是為激于義憤之應用呢？反正是一個應用，且請動怒吧！”[19]可是在魯迅這邊，有些事仍是能反應出孫伏園的做法不當。一方面，作為魯迅身邊較為密切的人，孫伏園當知“女師年夜風潮”在此時的復雜性，作為擁有刊發權利的編纂，孫伏園對稿件的選擇——不只是多少數字和篇幅上，也有關文章詳細內在的事務上——自己即代表了他對于“女師年夜風潮”的立場。就像許廣平信中提到的，孫伏園連周作人的稿件都沒有刊發，其他“攻楊”的稿件就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孫伏園之前從《晨報》去職一事似乎證實其與“研討系”及相干圈子破裂，但斟酌到《晨報》與徐志摩的關系，加之徐志摩與陳西瀅及其“古代評論派”的關系，此時將《古代評論》拉進《語絲》與《大進》的陣營，在魯迅看來就顯得非常暗昧。當然，如魯迅本身所說，他對孫伏園的立場也僅是“猜忌”，對《京報》專載“五卅慘案”的景象也守舊地判定為是本身的“妄猜”，魯迅的不滿更多傾向于情感上，兩邊各自的舉措都和其詳細的處境有關。不外有一點是可以確認的，從此以后，在與孫伏園相處的時光里，魯迅或多或少都戴著一副察看的眼鏡檢視孫伏園的舉措，無論是后來查詢拜訪“月亮詩”事務的傳佈者仍是廈門年夜學時代孫伏園與顧頡剛的關系，都是這般。
二、“小峰和春臺之戰”為何——魯迅對北舊書局外部牴觸的察看
在魯迅與章廷謙的手札中，自1927年7月至12月曾數次提到“小峰和春臺之戰”。此事與北舊書局有關，但詳細指何事，相干的知情者如李小峰、蔡漱六、章廷謙、孫氏兄弟等人都沒有具體說起，只要陳學昭后來寥寥提到北舊書局“開初是合辦的，隨后李小峰的哥哥投資，李小峰的妻和妹都是會運營的，釀成獨家開設的書局（而孫伏園卻缺少這方面的本事），把孫攆了出往”[20]。這一產生在北舊書局外部的牴觸深入地轉變了魯迅與孫氏兄弟及李小峰等人的關系，也成為日后孫氏兄弟自辦書店的一個預兆。
據李中法（李小峰之侄）回想，“北新開辦時的資金，一是公然招股。每股五元，孫伏園、劉半農等等都是股東，小股東也不少（讀者）。二是李志云、李仲丹、李小峰、李希同、李秉恂這五人是同胞兄妹，為支撐創辦北新，把故鄉青旸的祖產中的不少市房（門面屋子）賣了，以其所得進股。”[21]可見，李小峰和孫氏兄弟在北舊書局都有股份，李小峰家族是年夜股東，孫氏兄弟是小股東，這也為后來兩邊產生牴觸埋下了隱患。“小峰和春臺之戰”中的小峰即李小峰，春臺則是孫伏園的弟弟孫福熙。
現將魯迅手札中有關這一事務的文字按時光次序摘錄出來：
春臺小峰之爭，蓋此中還有他們的糾葛，但不雅《北新周刊》所登市場行銷，則確已多出關于政治之小簿本廣州邇來，亦惟訂價兩三角之小簿本能多銷，蓋先生已窮矣，而陳翰笙似年夜有關系，或許古代派已侵進北新，亦未可知，因凡古代派，皆不自開辟，而剿襲別人已成之局者也。[22]（1927年7月7日）
北新外部曾經魚爛，如徐志摩陳什么（忘其名）之侵進，如小峰春臺之爭，都是坍臺之征。[23]（1927年7月17日）
小峰和春臺之戰，畢竟是若何的底細，我至今還不了然;即伏園與北新之關系，我也不了然。我想，小and春之間，當另有一層中心之隔閡兼刺戟品;否則，不至于這般。我認為這很惋惜，但是曾經無可解救了。至于春臺之出而為叭兒輩效率，我也感到不年夜好，何至于有深仇重怨到如許呢？[24]（1927年7月28日）
新月書店的目次，你看過了沒有？每種市場行銷都由由然，是詩哲手筆。春臺列名其間，我感到太犯不上也。[25]（1927年9月19日）
伏園和小峰的事，我一貫不清楚。他們除作者版稅外，分用凈利，也是明天才了解的。但我就歷來沒有收清過版稅。即如《桃色的云》的初版賣完后，只給我一部門，說因那時沒錢，后來補給，但是從此不提了。我也不提。而此刻卻認為我“可以做證人”，豈不冤哉！叫我證什么呢？
譬如他倆畢竟何時一起配合，何時鬧開，我就絕不了解。所所以局外人，不克不及啟齒。但我所不知足的，是一起配合時，將北新的毛病對我躲得太密，鬧開以后，將北新的害處宣揚得太多。[26]（1927年12月26日）
所謂“小峰和春臺之戰”為何，隨這五則通訊的推動基礎就可看出，這是北舊書局外部由經濟好處激發的膠葛。對于先生輩之間的爭斗，魯迅的立場先是困惑，再到可惜，最后是豁然開朗甚至掃興。經由過程最后一則信息我們可以確認，孫氏兄弟與李小峰之間的好處沖突觸及到了與魯迅相干的版稅。這些于魯迅都覺得了受詐騙甚至惱怒——本來孫伏園與李小峰一向都在分歧水平大將本身的部門版稅用于分利。此前聽聞孫福熙與李小峰鬧牴觸時，魯迅一向都在做如許或那樣的斟酌，為此覺得“何至于有深仇重怨到如許呢？”此事此刻鬧到臺面下去，魯迅對孫伏園的感觸感染可想而知。
1926年4月14日，因魯迅《記念劉和珍君》一文，擔任刊行《語絲》的北舊書局被查封，此事跟著段祺瑞當局的垮臺不了了之。此時正值北京政局瓜代的凌亂之際，馮玉祥的撤出以及奉系的進主都預示了北京文明界行將迎來高壓統治。同月，邵飄萍被奉系軍閥槍殺，一時光風聲鶴唳，李小峰未雨綢繆地在上海籌備北舊書局分店，此事恰是由孫氏兄弟籌辦[27]，后來的《北新周刊》也由孫氏兄弟編纂。1926年北京高壓的政治招致了一大量常識分子出走，在這一波南下海潮中，魯迅與孫伏園一同往往廈門年夜學，李小峰則臨時駐守北京。此后三人各自的道路又異曲同工：孫伏園從廈門年夜學分開赴中山年夜學，后又赴武漢編纂《中心日報》副刊，“年夜反動”掉敗后離開上海;魯迅也分開廈年夜赴往中年夜，在“年夜反動”掉敗后離開上海;李小峰則于19共享空間27年4月離開上海。底本在北京師生配合協作支撐北舊書局成長的穩固局勢，跟著人事遷徙而產生了變更，由于孫伏園在這一時代輾轉于廈門、廣州、武漢等地，北舊書局外部的牴觸更多反應在孫福熙與李小峰之間。同時，另一值得追蹤關心的意向是“新月派”的南遷，其目標地異樣是上海，這一與“古代評論派”關系親密的同人集團初到上海后敏捷開辦了新月書店，年夜有在上海出書市場發揮身手之勢，有形中與北舊書局就構成了競爭。
魯迅對北舊書局的察看，恰是以其與“古代評論派”“新月派”之間的關系為基準的。在與章廷謙的通訊中，幾句有關“仇敵”的評價都有詳細所指。“古代派已侵進北新”是指陳翰笙擔負了北舊書局編纂部主任。魯迅留意到《北新》周刊上與政治相干的冊本市場行銷變多，由于那時并不了解陳翰笙曾經是機密的共產黨員，魯迅只能從“古代評論派”愛好議論政治以及陳翰笙自己的成分屬性來判定北舊書局被“進侵”了。此外北舊書局還出書了徐志摩的《志摩的詩》（代刊行）、《落葉》《贛第德》（譯作）和《曼殊菲兒短篇小說集》（譯作），這些都讓魯迅對孫氏兄弟與“新月派”的關系覺得疑慮。接上去孫福熙的舉措，顯示出兩邊之間似已“斗”了有段時光，故而鬧出了一樁叫魯迅感到“很惋惜”的事，這就是魯迅信中所云的“至于春臺之出而為叭兒輩效率”。那時的孫福熙正與陳學昭愛情，在后者的作品《寸草心》出書一事上，按應當由北舊書局出書。但是，孫福熙卻給《寸草心》畫了封面交由新月書店出書。孫福熙此舉顯然有“生氣”之嫌，眾所周知，“魯迅派”與“古代派”勢不兩立，這一舉措無異于叫旁人看笑話。在魯迅這邊，截至7月28日信，他對孫福熙的舉措仍傾向于這是愛情中男人一時的意氣行動，所以評價止于“很惋惜”“不年夜好”。再到后來，孫福熙的名字列于新月書店書目市場行銷中，無疑是宣佈了孫福熙在此次“站隊”中倒向了“新月派”，這在魯迅看來就“太犯不上”。從魯迅對“小峰和春臺之戰”的判定來看，孫福熙這種姿勢更多是為北舊書局以及李小峰而作。
從1927年7月魯迅致章廷謙的幾封信來看，遠在廣州的他確切不明“小峰與春臺之戰”的底細，只能隱約地往猜想和關心，言語中佈滿了對兩位先生斗氣的可惜。到了同年12月“本相年夜白”時，魯迅才發明本身在北舊書局中同時遭到了孫氏兄弟與李小峰的蒙蔽，兩邊在“鬧開以后，將北新的害處宣揚得太多”，這些于魯迅都是非常為難。主要的是，在這個經過歷程中，孫氏兄弟與“古代派”的接觸回頭看都有些可疑，這里面有人事的緣故，更有好處的原因。聯絡接觸到北京時代魯迅對孫伏園的猜忌，北舊書局外部這么一鬧，他對孫伏園的印象確定又要打扣頭了。
三、語絲社團圓的后續：江紹原抽稿與孫氏兄弟開辦的《進獻》旬刊
“年夜反動”時代的孫伏園頗為活潑，這位有著“副刊年夜王”之稱的編纂在武漢將《中心日報》副刊辦得有條有理，不只刊發了毛澤東的《湖南農人活動考核陳述》、魯迅的《無聲的中國》《老音調曾經唱完》等主要文章，更在上海“清黨”后刊發了郭沫若《請看本日之蔣介石》一文，在武漢政權與南京政權對峙時代作出了主要的言論導向。跟著“寧漢合流”，孫伏園等與武漢右派政權關系親密的常識分子面對著很是為難和風險的局勢。在如許的佈景下，一大量常識分子在武漢“分共”以后紛紜流亡上海，孫伏園天然也在此行列中。此時的上海曾經會聚了一大量常識分子，既有如蔣光慈、茅盾、錢杏邨、林語堂、郭沫若、陽翰笙等從廣州、武漢等地因“年夜反動”掉敗遷徙過去的，又有早前因北京高壓政治而南下的“新月派”“古代評論派”等常識分子，底本就不乏文明界名人的上海，此時儼然釀成了繼北京以后又一個文明中間。此外，還有李初梨、馮乃超、彭康等第三期發明社成員自japan(日本)離開上海，在“年夜反動”掉敗后醞釀新的文學思潮，預備掀起一場新的文明活動。魯迅則于1927年10月抵達上海，后來“反動文學論爭”中對魯迅的批評，在此時已基礎奠基了人事格式。總體來看，在“年夜反動”掉敗的陰霾下，常識分子們由于各類緣由會聚上海，預示了在上海文明圈外部行將產生新的分化，接上去相干人士的諸多文明選擇，某種水平上也代表了其本身的政治或文明偏向。
1927年9月，《中心日報》副刊復刊后，孫伏園離開上海與孫福熙開辦了嚶嚶書屋。從1921年出任《晨報副鐫》編纂起，六年的時光里孫伏園在文壇、政壇都交友了普遍的人脈，到了自辦書店時，這些都成為其豐盛的資本。此外，1927年的上海不只云集了大量從各地遷徙過去的常識分子，出書行業在此時的上海曾經高度發財，自辦書局自己并駁詰事。是以，孫氏兄弟在與北舊書局破裂以后做出此種選擇也在道理之中。像北舊書局開辦《北新》周刊一樣，孫氏兄弟于1927年12月5日開辦了《進獻》旬刊。在發刊詞中，孫伏園如許寫道：
只需精力是健全的，立場是合法的，常識是充足的；那末，無論是穩健的主意也好，劇烈的主意也好，在表示的時辰，一以戰爭會商的方法出之，必可配合找到一條光亮的道路。……《進獻》的方面是良多的，由於記者小我的交游也不限于一個方面。政治的，學術的，文藝的，美術的，新新舊舊的各項伴侶都有。……《進獻》記者要代表年長者的階層向全國的少年懇求，我們的看法即便穩健些，但盡不愿自儕于昏庸之列的，你們須給我們談吐的不受拘束；也要代表年少者的階層向全國的先輩懇求，我們的看法即便劇烈些，但決不愿自淪于荒謬之列的，你們須給我談吐的不受拘束。[28]
這份發刊詞和《語絲》的作風有些相似，顯示出孫伏園想要將《進獻》辦成繼《語絲》以后又一個不受拘束議論各類題目的綜合刊物。但是，此時誇大“談吐不受拘束”“戰爭會商”曾經不是上海文明圈最“時興”的話題。在那時的提高常識分子中心，最有吸引力的題目曾經轉為“反動文學”以及若何面臨“年夜反動”掉敗。從《進獻》的一部門作者群來看，這并不是一個簡略的文藝刊物，固然有孫氏兄弟、江紹原、林風眠、荊有麟、傅雷等文藝界人士，但更惹人注視的倒是一些官場要人，如汪精衛、陳公博、曾仲叫等，《進獻》的題詞則是出自吳稚暉的手筆。這些官場人士都是公民黨的高層，並且與“清黨”有很年夜干系，故而后來人們在提到《進獻》時往往將其描寫為“公民黨支撐的刊物”。假如說此前在北京、廣州、武漢主編副刊的孫伏園被以為是一個“提高”的編纂的話，此時孫伏園的舉措顯得非常令人困惑，尤其是在上海文明圈年夜談“反動文學”時，他卻和公民黨的要人們走到了一路。這也正面反應出，魯迅早年對孫伏園“結交”的猜忌與不喜是有來由的。
魯迅對嚶嚶書屋和《進獻》的評價都很是低，甚至厭惡。魯迅到上海后，在致章廷謙的信中如許寫道：
伏園則在辦一種周刊，曰：《進獻》（其實客套之至）。又傳聞要印書，但不知其詳，由於少少見。[29]
對于《進獻》，鄙棄者多。[30]
“其實客套之至”天然是針對孫伏園辦的刊物名取為“進獻”的，此中的風趣與譏諷一目了然。魯迅對《進獻》的不喜，除之前北舊書局一事本身被隱瞞了太久外，和《進獻》刊發了簡又文的《我所熟悉的馮玉祥及東南軍》一文也有關系。
《我所熟悉的馮玉祥及東南軍》原載《進獻》1928年第3卷第1期
在《我和〈語絲〉的一直》中，魯迅談到江紹原后來不給《語絲》投稿一事。“江紹本來生紹介了一篇油印《馮玉祥師長教師……》來，我不給編進之后，紹本來生也就此沒有投稿了。并且這篇油印的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園所辦的《進獻》上登出，上有慎重的弁言，闡明著我遁辭不載的事由單。”[31]此事并不復雜，簡又文是江紹原留美時代的同窗，1928年在河南洛陽一所由馮玉祥支撐開辦的黌舍掌管校務，故而將其演講稿《我所熟悉的馮玉祥及東南軍》托江紹原頒發在《語絲》上。作為《語絲》的撰稿人，江紹原天然致信給那時編纂《語絲》的魯迅并將文稿寄送。由于這本小冊子曾經刊印，不合適《語絲》登稿的規定，魯迅就將稿件退回并告訴其緣由，江紹原隨后將此文寄給孫伏園登載在《進獻》上。底本如許一件簡略的事，卻因江紹原的一段先容語惹起了魯迅的不快，這就是魯迅所指的“弁言”。
同窗簡又文師長教師，比來和我通訊，里面附有他著的小冊子（十六年十一月在旅滬廣東黌舍結合會所講）《我所熟悉的馮玉祥及其東南軍》，并問《語絲》可否刊登。但《語絲》歷來不轉錄發載曾經印出之刊物（魯迅師長教師復函中語），此刻我便主動將它先容給孫伏園師長教師主編的《進獻》。我想留意馮氏及部隊的人們，必樂于參考簡師長教師的察看和看法。[32]
這份冗長的闡明直接招致了魯迅與江紹原的疏遠，從《我和〈語絲〉的一直》一文可以看到，魯迅對這件事是非常介意的。這種介意，實在不完整出于江紹原將文稿轉投其他雜志緣故。魯迅、孫伏園、江紹原都是底本《語絲》的同人，假如沒有任何嫌隙，江紹原將文稿投給《語絲》或《進獻》都是道理之中的事。但是，從魯迅對江紹原不給《語絲》投稿一事描寫來看，潛臺詞教學的意思是江紹原從此便被“也是伏園所辦”的刊物“挖”走了——江紹原也是《進獻》的撰稿人之一，這對于那時苦撐《語絲》的魯迅來說無異于釜底抽薪。在《進獻》上，經常能見到很多和魯迅有關的人物，如荊有麟、許欽文、林語堂、招勉之等，從某種意義下去看，孫伏園辦《進獻》標志著北京時代的《語絲》同人正在產生分化。此外，作為《進獻》的主編，孫伏園對這段先容是有權註銷或不註銷的。即使江紹原出于各類情形以為有需要將這篇頒發在《進獻》上的緣由講出[33]，但斟酌到外界對魯迅、孫伏園、江紹原三人關系的認知，如許的文字登出總回是不太適合。是以，在魯迅的文字中，我們能顯明感觸感染到他在此事中對孫伏園和江紹原的不滿。當然，這些都是“大事”，魯迅對孫伏園的不滿能夠更多仍是來自《進獻》與公民黨走得太近。魯迅顯然是否決“清黨”的，孫伏園在此時的舉措其實難令魯迅接收。在發明社、太陽社等成員大舉進犯魯迅時，并未見到孫伏園撰寫相干文章保護其師，在“反動文學”的論爭中也簡直見不到孫伏園的身影。馮至在回想魯迅時也談到，“他（魯迅）也談到編纂過《晨報副刊》和《京報副刊》‘笑嘻嘻善于催稿’的某君，在‘反動文學’論爭熱鬧睜開時，突然在武漢也年夜講話論說，他跟魯迅的政見紛歧致。魯迅說過這事后，笑著說：‘不知他有過什么政見？’”[34]足見魯迅對于孫伏園的政治偏向是何見解。
至此，魯迅與孫伏園的關系很是疏離了，固然在日常生涯中，孫氏兄弟仍是會往造訪魯迅，但基礎也只是師生友誼。《進獻》沒有辦好久，1929年3月就終刊了，嚶嚶書屋現實上也沒有出書過幾本書。孫氏兄弟在停止嚶嚶書屋后決議赴法留學，在臨行前，他們再次造訪了魯迅。但是，魯迅在致章廷謙信中卻如許說道：“嚶嚶書屋久不聞嚶嚶之聲，近忽聞兩孫公將赴法留學，世事瞬息萬變，我輩新聞不靈，所以也莫名其妙。”[35]“嚶嚶之聲”“我輩新聞不靈”似乎都意有所指，再不見“伏園”和“春臺”，只要“兩孫公”，魯迅與孫伏園已漸行漸遠。
結語：重看魯迅與孫伏園的關系
孫伏園已經與魯迅旦夕相伴，兩人的關系從密切到疏離幾多有些令人可惜。由于魯迅特別的文學史位置，在魯迅與相干人士關系的研討中，很多潛伏的邏輯都是以魯迅為中間，以此對其相干人事停止剖析和判定。但是，這種“中間化”的視角往往會將魯迅身邊人的主體性掩蔽失落，這并晦氣于掌握人事關系變更的本源以及詳細當事人的行事作風。需求看到，在“同人圈”“師門”等關系收集下，每個個別往往都是和而分歧的。即使價值不雅念存在差別，在無妨礙配合好處時，仍可以維系某些關系。只要當各自所處的周遭的狀況分歧以后，這些價值不雅念上的差別才會凸顯出來。
從魯迅與孫伏園之間關系的變更可以看到，招致兩人疏遠的在于所處的地位和周遭的狀況分歧，但實質上倒是價值不雅念分歧。對所謂關系的掌握，仍需聯合詳細事務和資料停止剖析，將“中間化”轉為“同等化”，才幹看到人事關系研討中更多復雜的向度。在魯迅與孫伏園的案例中，或許題目的關鍵并不在于孫伏園“為什么會如許”，而是孫伏園“原來就如許”。當然，在各類復雜的情境和人事關系之上，仍有諸如身處時期風云中的常識分子若何選擇如許更為主要的題目。
注釋：
[1] 《進獻》開端為旬刊，從第5卷起改為月刊。
[2] 魯迅，景宋：《魯迅景宋通訊集：〈兩地書〉的原信》，長沙：湖南國民出書社，1984年版，第78頁。
[3] 孫伏園：《救國談片》，《京報副刊·上海慘劇特刊》（六）第178期，1925年6月13日。
[4] 胡政之：《靜穆的悲痛》，《國聞周報》第2卷第21期，1925年6月7日。
[5] 茅盾：《五卅活動與商務印書館罷工》，《我所走過的途徑》（上），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1997年版，第300－301頁。
[6] 陳獨秀：《japan(日本)紗廠工潮之察看》，《向導周報》第117期，1925年6月6日。
[7] 孫伏園：《游行請願以后》，《京報副刊》第170期，1925年6月5日。
[8] 王世杰：《上海租界的慘劇》，《古代評論》，1925年第1卷第26期。
[9] 見唐有壬：《對英經濟盡交》，《古代評論》，1925年第2卷第28期；楊端六：《排貨題目》，《古代評論》，1925年第2卷第33期；燕樹堂：《滬案停止應采取之道路》，《古代評論》，1925年第2卷第34期。
[10] 唐有壬：《滬案后援會的組織》，《古代評論》，1925年第2卷第27期。
[11] 陳西瀅：《閑話》，《古代評論》，1925年第2卷第27期。
[12] 見《當局救濟滬案款之質問》，《申報》，1925年7月13日。
[13][14] 孫伏園：《救國談片》，《京報副刊》，《上海慘劇特刊（六）》，1925年6月16日。
[15] 孫伏園：《此后的中國》，《京報副刊》第172期，1925年6月7日。
[16][18] 魯迅，景宋：《魯迅景宋通訊集：〈兩地書〉的原信》，長沙：湖南國民出書社，1984年版，第78頁，第81頁。
[17] 魯迅：《我和〈語絲〉的一直》，《魯迅選集》（第4卷），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171－172頁。
[19] 魯迅，景宋：《魯迅景宋通訊集：〈兩地書〉的原信》，長沙：湖南國民出書社，1984年版，第82頁。
[20] 陳學昭：《海角回客——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丁茂遠編：《陳學昭研討專輯》，杭州：浙江文藝出書社，1983年版，第105頁。
[21] 李中法（李宗發）：《致趙易林》，2004年11月9日。轉引自陳樹萍：《北舊書局與中國古代文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8頁。
[22][23][24][25] 《魯迅選集》（第12卷），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版，第46頁，第52頁，第56頁，第70頁。
[26] 《魯迅選集》（第12卷），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版，第99頁。
[27] 陳學昭：《海角回客——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丁茂遠編：《陳學昭研討專輯》，杭州：浙江文藝出書社，1983年版，第106頁。
[28] 伏園：《進獻》，《進獻》旬刊第1期，1927年12月5日。
[29][30] 《魯迅選集》（第12卷），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96頁，第116頁。
[31] 魯迅：《我和〈語絲〉的一直》，《魯迅選集》（第4卷），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174－175頁。
[32] 簡又文：《我所熟悉的馮玉祥及東南軍》，《進獻》第3卷第1期，1928年6月5日。這段先容文字簽名為江紹原。
[33] 有關江紹原為何將該文寄給《進獻》時加了一段按語，詳見江小惠（江紹原之女）：《從一封新發明的魯迅手札引出來的話》，《魯迅研討月刊》，1988年第10期。該文表露了江紹原對此事相干說明的一封短文稿《馮玉祥·語絲·和我》。
[34] 馮至：《魯迅與沉鐘社》，《書海遇合》，長沙：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版，第65頁。
[35] 《魯迅選集》（第12卷），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146頁。
（轉錄發載自“FD現今世”微信大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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